专题：官方通报“喜马拉雅山放烟花”专业杠杆炒股公司，蔡国强和始祖鸟公开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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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品牌始祖鸟在喜马拉雅山脉燃放艺术烟花的争议，仍在持续发酵。
9月21日凌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发布情况通报称，《蔡国强：升龙》烟花秀视频在网络发布后，引发网民关注。日喀则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后续将根据核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
9月21日上午，始祖鸟、蔡国强先后就烟花秀发文致歉。
这场“烟花秀”导致的“生态账单”几何？对生态环境影响多大？造成的植被破坏能否恢复？破坏生态脆弱地区，后续处罚如何认定？
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理事、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顾垒（网名“顾有容”）向新京报零碳研究院确认，青藏高原是我国生态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烟花秀属于“一场完全没有必要的表演”“侵犯了属于全民的环境和自然资源”。
铁券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永辉告诉新京报零碳研究院，此次事件源于品牌方在生态极端敏感区进行大型商业艺术活动所固有的风险与当前地方环保审批监管对这类新型活动的标准或许不够明晰之间的冲突。最终的处罚与后果认定，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日喀则市调查组的核查结果。
人民微评发文称，期待后续调查能够回应公众提出的疑问：当初如何审批，有无进行科学评估？调查应全面评估生态影响，给大家一个有说服力的说法。
造成的植被破坏能否恢复？
专家：“可降解材料”不是万能药，生态遭“不可逆伤害”
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理事、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顾垒（网名“顾有容”）向新京报零碳研究院分析指出，青藏高原是中国乃至全球最重要的生态屏障之一，同时也是我国生态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或许没有之一。所谓生态脆弱地区，是指生态环境抵御干扰能力低下、恢复能力不强、在现有经济和技术条件下退化趋势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的地区。青藏高原完全符合这个定义。
针对始祖鸟与蔡国强团队在声明中提及的前期准备以及后续修复措施，顾垒认为，高山草甸的植被破坏极难恢复，“盐砖引诱鼠兔离开烟花燃放区域”不可行，鼠兔胆小，不会因为觅食而离开洞穴，盐砖对野生动物和鸟类没有吸引力。“可降解材料”也不是万能药。
“该活动对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系统可能造成‘不可逆的破坏’。”中国科学院一位长期从事高寒生态研究的专家对新京报零碳研究院表示，始祖鸟所谓的环保补救措施实际上无法起到恢复作用。他从三个层面分析了生态影响：首先是燃放区生态遭到直接破坏，烟花区“覆土”这类人工措施，对生态系统本身已经造成破坏了；其次会导致严重水土流失，而且对周边地区也会造成严重的影响；最后是通过径流作用，烟花残留物可能进入下游水域，对整个流域生态环境造成二次影响。
这位长期在青藏高原从事科研工作的专家指出，高寒草甸生态系统需百年甚至千年时间才能形成，而此类烟花活动直接破坏了地表植被层。“草甸一旦被破坏，植被消失后将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整个生态系统几乎无法恢复。”
破坏生态脆弱地区，后续处罚如何认定？
律师：潜在生态影响是否无须环评是争议焦点，处罚认定取决于调查结果
9月21日，人民微评发文称，当初如何审批，有无进行科学评估？调查应全面评估生态影响，给大家一个有说服力的说法。
日喀则市生态环境局江孜县分局一位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此次活动在生态环境局备案过，手续也合规，由于烟花使用的是环保材料，因此不需要进行环境评估，村、乡、县三级政府同意即可。政府此前开过多次会议，研究选址，评估调查周围有哪些野生动物等，最终的选址不属于生态保护区，周围无人居住。目前来看，当地生态暂未受到破坏，后续也会持续观察。
铁券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永辉告诉新京报零碳研究院，此次事件源于品牌方在生态极端敏感区进行大型商业艺术活动所固有的风险与当前地方环保审批监管对这类新型活动的标准或许不够明晰之间的冲突。尽管当地部门称手续合规，但此次活动仍可能触及部分法律法规，并存在一些争议。
据张永辉介绍，我国《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禁止在山林、草原等重点防火区燃放烟花爆竹。争议点在于热龙乡的高山草甸是否属于此禁区，目前存在模糊空间。同时，虽然此次活动使用了所谓的环保烟花并进行了备案，但在青藏高原此类生态敏感区进行大型燃放活动，其潜在生态影响（如噪声、震动、可能的光污染及残留物）是否真正无须环评，是争议焦点。
“环保组织和专家认为，在海拔5500米的生态敏感区域实施此类活动，应适用更严格的国家环评程序，目前的‘备案’可能暴露了监管空白。”张永辉表示，2023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强调对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任何可能破坏高原生态系统平衡的活动都应受到严格审视。活动后所谓的“翻土修复”措施，被专家指出可能反而破坏高原脆弱的表层土壤和真菌系统，加速风蚀和水蚀，这与保护法的精神相悖。
就此次事件后续可能面临的处罚与后果，张永辉认为，尽管活动获得了地方的备案许可，但其在《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适用性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背景下对“生态影响”的严格界定方面，仍存在讨论空间。最终的认定和处理，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日喀则市调查组的核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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